武汉病毒研究所回应“女研究生为零号病人”：未被感染 未回过武汉

作者：Aaron 2020-02-16 16:0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始建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同时拥有我国唯一一个p4(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生物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针对人口健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战略需求，依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团簇平台，重点开展病毒学、农业与环境微生物学及新兴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据2016年12月研究所官网显示，研究所设有5个研究中心，共设有34个研究学科组;共有在职职工266人，其中科研岗位189人;在读研究生253人，其中博士生124人，硕士生129人;拥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个、专业硕士点1个。

近日，一则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某某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网络流传。2月16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官方网站发文称，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该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官方网站截图

全文如下：

近期网络流传不实信息，称我所毕业生黄燕玲是所谓的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经查证，我所郑重声明如下：

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期间的研究内容为噬菌体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广谱性，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值此抗疫关键时刻，相关谣言极大干扰了我所的科研攻关工作。我们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0年2月16日

　　附：“零号病人”，通常指的是第一个患某种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人。在病调查中，通常被叫做首发病例。在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以及传染病的、研究过程中首发病例一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首发病例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的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武汉病毒所一研究生系零号病人？其导师回应：她一切安好

危宏平发文回应称，我近2天接到许多电话或邮件，咨询曾在本组学习过的黄燕玲同学近况，我是她导师，黄燕玲同学2015年7月硕士顺利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城市工作。经与她本人电话确认，目前黄燕玲同学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2月15日，一则关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网络流传。网络流传的截图显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零号病人是黄燕玲，系武汉病毒所科研人员，2012年考入武汉病毒所的硕士研究生。而根据武汉病毒所发布于2011年11月4日的《2012年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显示，黄燕玲系西南交大推荐的学术性硕士。网络截图还称，黄燕玲的指导博导是危宏平，并质疑称“武汉病毒所关于黄燕玲的资料都没了，此人到底在哪里？”就此事件，今日（2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危宏平朋友圈发文回应。其称“我近2天接到许多电话或邮件，咨询曾在本组学习过的黄燕玲同学近况，我是她导师，黄燕玲同学2015年7月硕士顺利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城市工作。经与她本人电话确认，目前黄燕玲同学身体健康，一切安好！”危宏平还称“网上与此不一致的传言皆为谣言。因抗疫工作繁忙，怒（注：原文如此）不再一一解释！”
危宏萍朋友圈截图武汉病毒所官网资料显示，危宏平是武汉病毒所研究员、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副主任、诊断微生物学学科组组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检测与新型抗菌分子的研究。武汉病毒所官网资料还显示，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是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而就在此前，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湖北省新型肺炎应急科研攻关专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由武汉病毒所牵头，石正丽研究员任组长，13位专家共同组成科研攻关专家组，开展联合攻关。就此次关于黄燕玲的网络传言，据新京报报道，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流感病毒实验室研究员陈全姣二人均表示，对病毒所是否有一位名叫黄燕玲的女研究生并不掌握，但可以保证武汉病毒所目前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每日经济新闻【名词解释】“零号病人”，通常指的是第一个患某种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人。在流行病调查中，通常被叫做首发病例。在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以及传染病的认知、研究过程中首发病例一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首发病例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是什么导致千名人员被感染？

在官方尚未确认病毒“人传人”特性时，新冠肺炎并没有引起医护人员足够的警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恰恰发生在疫情初期，且相当一部分是被无症状传播者感染。

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恰恰发生在疫情初期，且相当一部分是被无症状传播者感染。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眼科、神经外科、肝胆胰外科、妇科、肝病科等非重点防控的普通科室，均有人员感染。

“前一天，他还是你的同事战友，转眼就成了你的病人，甚至天人两隔。”

“只要按要求做，不太可能有人感染。我带他们来，也要一个不少带他们回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说，随着医护人员防护意识的提高，防护措施到位，后期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应该越来越少。

2月5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左）走进隔离病房准备救治患者，一名医生在他的隔离服上写下名字。新华社 | 图

抢救室里躺着4位新冠肺炎患者，见患者病情还算稳定，一位同事建议所有医护人员再去做一次CT。这一天，是2020年1月26日。两天前，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林婷刚做过一次CT，一切正常。为安全起见，她还是跟着同事一起排队缴费去了。

来回憋气吐气照了三次CT，还没等林婷从CT床上坐起，CT室的同事就冲出操作间，“你的片子有问题，估计是感染了，赶紧跟院里上报！”

所有人一下子围到林婷身边，调出CT影像，一张张地翻。切面上，一团白色的影像映入大家眼帘，紧接着又有一张，一共翻出5张切面异常。

这一天，林婷从一名护士变成了病人。

2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国新办举行的疫情防控最新进展及关爱医务人员举措发布会上，首次披露了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1716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其中湖北全省占了近九成，共1502例，武汉一线有1102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

1716名医务人员中，6人不幸殉职，其中就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林正斌。

早在2月初，一张带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标志的图片就显示，武汉市医务人员中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已接近千人，该统计只包括了确诊医护人员在15例以上的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为重灾区。当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多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该院数字的真实性。

猝不及防的感染

直至今日，林婷还是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感染上了病毒。

她回想起1月初，急诊科病房收治了5位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患者，发烧不断，CT显示清一色的“白肺”。管床医生给急诊科主任和护士长打了电话，第二天凌晨2点，护士长带着林婷和几个值夜班的女同事，把之前的更衣室、柜子、高低床、废弃的一排排板凳全部拖了出来，再搬进病床、氧气罐，迅速把这几个病人转出来。随后，几位同事将之前的病区全部消毒。

现在想来，林婷仍觉后背发凉。当时的防护措施几乎为零，她戴着两层外科口罩，穿着一件蓝色的隔离衣，和几位被感染的患者共处一室，待了整整一晚。

居家隔离十多天，林婷的病情时好时坏，终于在2月11日接到护士长电话，“有床位了，赶紧准备住院”。路过住院部过道，她碰到科室的一位同事，寒暄几句后，对方突然崩溃大哭，告诉她好累好怕，医院已有超过百位同事陆续确诊或疑似感染。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是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一家医院，开放超过五百张床位，在最早一批定点医院中，开设的床位数仅次于金银潭医院，也是为此次疫情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医院之一，除了去世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多位医生和科主任被插管抢救。

“前一天，他还是你的同事战友，转眼就成了你的病人，甚至天人两隔。”从1月中下旬至今，武汉市中心医院护士石楠已经上了整整一个月的班，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心理煎熬，让她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在官方尚未确认病毒“人传人”特性时，新冠肺炎并没有引起医护人员足够的警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恰恰发生在疫情初期，且相当一部分是被无症状传播者感染。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眼科、神经外科、肝胆胰外科、妇科、肝病科等非重点防控的普通科室，均有人员感染。

1月中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参与了一台肺癌手术。没过几天，他接到医院通知：手术病人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手术中的“一助”也被确诊感染。该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也被要求在家接受隔离观察，好在最终无恙。

在彭志勇研究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38名确诊患者中，从1月1日到1月28日，有40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相对于全院三千多员工，这已经是很小的比例。”彭志勇说，感染最多的不是ICU、感染科或急诊科等科室，而是普通科室的医务人员共31人。一名患者因腹部症状住进了肝胆胰外科，后被确诊了新冠肺炎，该患者感染了和他相关的十余名医护人员，其中一名医生又将病毒传染给了家人。

防护措施不过关不进病房，防护物资不到位不上“战场”

冲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被感染或被隔离而无法上班，剩下的医护人员，不管来自哪个科室，经过紧急培训后转岗，像“炮弹”一样顶上，这已成为特殊时期的常态。

“就算是在呼吸科、感染科或ICU，平时也没那么多机会上三级防护，更别说其他科室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控制办公室主任陈祖辉说。三级防护适用于为病人实施吸痰、气管切开、气管插管和其他可引发气溶胶操作的医护人员。

1月24日晚，陈祖辉和首批128名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征武汉，他们立下规矩：防护措施不过关不进病房，防护物资不到位不上“战场”。

全力筹备防护物资，成为保护医护人员的头等大事，驰援医院都自觉带物资前来。“前期自己带一部分，广州后方陆续补给，还有就是社会捐赠。”广东医疗队援助的汉口医院，是武汉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之一。陈祖辉所在的呼吸内科二病区，每天靠调拨获得的N95口罩只有10个，而每日实际使用量超过120个。

2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护士梅澜戴着一层普通白色口罩和一次性医用口罩，给病人采集咽拭子样本。病人一个张嘴动作，就将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面对这种风险，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面屏是标配。

“什么防护都缺，拿什么去战斗？”梅澜说。医用物资最紧缺的时候，一个N95口罩都没有，她穿着一抬手就破两个洞的防护服，用垃圾袋当脚套。2月1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继续发布公告：因医院消耗量大，医院库存十分紧缺，恳请社会各界援助医用物资。

“一个不少地回去”

如何避免院内感染，一直是令各家医院挠头的难题。“现在防的就是院内交叉感染，作为院感（即院内感染控制）人的压力很大。”陈祖辉说。

汉口医院原本是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和武汉市的很多医院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院转移病人、腾空病房后，被改造成了专门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

“刚来的时候压力很大，缓冲区连灯都没有，医护人员没法穿脱防护服。”陈祖辉回忆，被改造后的病区起初还存在着院内感染的隐患——虽临时隔出两个缓冲区，但墙壁是三夹板粘的，漏风，只能找师傅重新弄。医护人员脱下的防护服、N95口罩等高危医疗废物，起初也堆在缓冲区来不及清理。

在汉口医院，医生每6小时换班，护士4小时一班。每天，陈祖辉和另两名负责院感的同事督促队友穿好防护服，检查过关才放行进入病区；换班时，他们守在缓冲区，看着医护人员正确脱下防护服，指导队员处理个人卫生。

1月底第一次进入隔离病区时，有队员在缓冲区迟迟不动，“我害怕，想再等等其他人，搭个伴。”那几天，有患者没能抢救过来，90后护士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隔离病区仿佛一个未知的世界。陈祖辉理解她们的心情。

陈祖辉说，只要做好防护，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其实很低。目前，128名队员无一人感染。

驻扎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广州医疗队目前同样零感染，“只要按要求做，不太可能有人感染。我带他们来，也要一个不少带他们回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说，随着医护人员防护意识的提高，防护措施到位，后期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应该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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