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武钢”

“提早完成任务，武钢一号高炉。武昌今又成钢都，铁浪滔天奔注。”1958年9月13日，时年66岁的学者郭沫若有感而发，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寄调“西江月”填词一阕。

这一天，武汉成为世界的焦点。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基地，武钢在当时“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运动思潮下提前建成了一号高炉。第一桶铁水出炉时，举国欢腾，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站在高炉炉台上见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贺武钢出铁》，称该事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武钢在中国钢铁产业版图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武钢一号高炉出铁，毛泽东亲自站在高炉炉台上见证。

时隔58年后，头顶“央企”光环的“新中国钢铁长子”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称武钢集团），将宣告成为历史。

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公司命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下称宝武集团）。宝武集团总部位于宝钢集团所在地上海，武钢集团降级为宝武集团子公司。同时，武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武钢股份（600005.SH）将整体纳入宝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600019.SH），武钢股份注销。

国资委网站显示，新集团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界面新闻记者获悉，现行合并方案是，原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的钢铁资产将整合，更名后的武钢集团将经营非钢产业，包括防城港项目在内的多项资产或面临重大调整，不排除剥离出售的可能。

这场“超级大合并”正在火速推进。

就在6月底突然宣布重组的前十天，宝武高层双双对外否认“合并传闻”，短短四个月后，新集团领导班子既已确定。

一位武钢集团中层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新集团领导班子公布后，近期将会在上海举行宝武集团成立大会。宝钢集团已在上海建成了一栋新的办公大楼，正在进行内饰装修，作为宝武集团的办公大楼。

“这件事既然已经启动了，又涉及到这么多职工、产线，所以能够早一天（完成）肯定是早一天完成。”刚刚被任命为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原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9月28日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宝武集团重组会择机挂牌。

武钢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许书铭告诉新闻记者，如顺利推进，宝武集团预计在春节前后挂牌，宝钢股份纳入武钢股份事项，最迟在明年3月完成。

近十年来，中国钢铁企业的合并重组并不少见，成功案例寥寥。此次中央启动新一轮兼并重组时，市场舆论中不乏担忧。

肩负龙头示范使命的宝武集团跨出第一步后，业内屏息旁观。在宏观经济数据下坡、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面积亏损、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的当口，从决策层到一线钢铁从业者，所有人都清楚，中国钢铁业到了告别以往的发展模式、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时候。

昔日“模范生”

在冷轧硅钢、汽车板、高性能工程结构钢等产品领域，武钢集团长期处于“领头羊”地位。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这家把持行业优势资源和地位的中央企业，近年却陷入了亏损泥潭，债台高筑。

界面新闻记者通过中国货币网查阅武钢集团历年财报数据发现，该集团的亏损额正陡然攀升。2012-2015年，武钢集团分别净亏损12.69亿元、15.49亿元、84.32亿元、114.14亿元。

截至去年底，武钢集团总资产1902.74亿元，总负债1446.84亿元，负债率为76%。这与武钢在创业初期乃至1970、1980年代的风光与辉煌，形成巨大落差。

武钢的破土动工，承载着新中国的“钢铁梦”。建国之初，发展钢铁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1952年3月，中央财委党组向中央报告称，有条件建设成为年产百万吨钢以上钢铁厂的鞍山、本溪、石景山、大冶四地中，在武汉附近的大冶地区兴建新钢铁工业基地是最佳方案。该提议很快获批，并列为苏联援建项目之一。1954年，苏联专家组将厂址最终确定在武汉青山，即为武钢。

1958年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钢都诞生。

在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米七”项目是武钢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70年代初中国的轧钢能力不足，特别是板、管少，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央提出由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项目，解决当时钢材品种匮乏、重度依赖进口的问题。“一米七”是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mm，产品钢板的最大宽度为1560mm。

“一米七”生产的钢板。

197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云集武汉，武钢“一米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于1980年底投产。一米七轧机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其称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转折”。

1980年代初，武钢提出“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的口号，效果颇为显著，成为当时中央树立的正面典型。

199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回顾武钢1978-1988年十年间的成绩，称1982年武钢年产钢276万吨，废品多达26.7万吨，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钢厂的产量。

1983年，武钢狠抓“废品减半”，年终废品减少14万吨，仅此一项获直接经济效益3000万元。这一年，武钢获得第一枚国家质量金奖。

从1978-1988年的十年间，武钢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均翻了一番，实现利税翻两番。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等原因，钢材产量、产值均比上年减少4%左右，销售收入却仍增加近7%，利税净增1亿元。

彼时，武钢也经历了养人太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过高的问题。1992-2001年，武钢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剥离减员工作，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武钢又一次走上大规模扩张的老路，并在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坡中遭受重创。

1992-2001年，武钢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

武钢困境并不能孤立看待。

曾在鞍钢供职三十余年的钢铁资深人士马忠普对新闻记者称，武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源于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供需严重失衡、恶性竞争激烈等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国企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导致企业经营战略失当。后者在早期市场环境有利于国营资本时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在眼下便被彻底暴露。

“这些问题在国内普遍存在，并不只是武钢，酒钢、包钢、本钢、鞍钢、马钢都陷入了严重的亏损。”马忠普说，“出问题的不是武钢，而是整个中国钢铁业。”

钢铁“棋局”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巨大的钢铁产能和产量，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产能膨胀失控的隐患。
去年，中国粗钢产量8亿吨，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比2005年增长126%。同期的全球粗钢产量仅增长41%。同时，中国粗钢实际产能已超过12.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4%，属于“严重过剩”范畴。
中国喷薄而出的钢铁产量，遭遇向下的经济周期，需求持续萎靡。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意外局面令中国钢市，乃至全球钢市陷入尴尬。欧美等国的指责纷至沓来，贸易摩擦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钢材面临着高额关税的惩罚。中国本土钢铁企业则在亏损泥潭中挣扎，不断爆出的债务危机又令全行业陷入“亏损、借不到钱、继续亏损”的恶性循环。

武钢青山本部厂区。

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产能、产量膨胀失控的“祸首”。中国分散在各地的多达上千家钢铁企业，各自站在自己的局部利益角度进行决策，缺乏整个行业层面的统筹协调，导致混乱和“踩踏”。

2015年，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进一步下滑。粗钢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合计产量占全国比重为34.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2011年，该数据为49.1%。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在钢铁产业推进大范围的兼并重组，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关键手段，由寡头调整自身生产节奏以控制市场供需平衡。

2007-2011年间，中国钢铁业已掀起过一波“兼并重组潮”。彼时，宝钢重组八钢、韶钢，武钢重组昆钢、柳钢，首钢重组水钢、长钢、通钢，鞍山钢铁集团与攀钢重组等；同时，区域内钢铁集团密集涌现，山东钢铁集团、河钢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先后成立。但事后从效果来看，并不算成功。

“体制僵局没有破解，重组来重组去，还是被各自的利益格局限制了。”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国务院办公厅于7月发布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指导下，支持央企之间通过资产重组、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

宝武合并是中央再次启动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步。“如果宝武合并成功了，河钢、鞍钢、首钢都会来效仿。”马忠普称，“如果这一着棋活了，很可能带动全盘。”

根据以往经验，两家企业，尤其是历史惯性更强的国有企业合并后，出现的最大问题往往在于“合而不融”，双方在人事、机制、业务布局以及文化等方面不能做到协同一致，导致预想中的“助攻”反而变成“包袱”。

这也是投资者对宝武合并的最大担忧。倘若合并方式及细节稍有不妥，都有可能增大失败风险。高层人事任命则是合并过程中最为关键、敏感的环节之一，新的领导若在合并后的新企业中缺乏影响力，企业的经营战略协同等诸多目标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尽管市场舆论中有一部分偏向认为“宝武并非平等重组，而是武钢被宝钢吃掉、吞并”，但从国资委公布的宝武集团管理层人事任命情况看，基本是宝钢、武钢人马各一半。

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由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国强接掌，总经理由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出任。四位副总经理，分别为武钢的胡望明、刘翔和宝钢的郭斌、张锦刚；总会计师由武钢的朱永红担任，两名党委副书记均来自宝钢，除陈德荣外，另一位是伏中哲。党委常委四位，分别是武钢的胡望明、邹继新以及宝钢的戴志浩、章克勤。此外，章克勤还担任宝武集团纪委书记。

仅从人员数量上看，新集团高管团队中，武钢有五人，宝钢六人；而从职位上看，武钢占七席（董事长、党委书记、总会计师各一席，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各两席），宝钢八席（总经理、纪委书记各一席，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各两席）。

马国强的任命，则被业内理解为是决策层在“宝武合并棋局”中的关键一步。

现年53岁的马国强击败57岁的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接过新集团的最高权杖。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是决策层“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考虑”，目的是更好地为了促进宝、武“合二为一”。

在宏观经济环境走弱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本轮国企改革将重点考验国有企业掌舵者们如何通过资本盘活资产的能力。相比徐乐江的钢铁实业出身，马国强的优势在于专业财务背景和资本管理经验。马国强在宝、武均有多年领导经历，在两边都属于“自己人”，其作为纽带，或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双方磨合成本，有利于后续统筹协同，进而实现预期的融合效果。

地方利益得失

尽管宝武合并是两家央企之间的运作，但是地方利益的协调却不可忽视。

宝武合并后，对于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而言，意味着少了一家央企。加上武钢集团，湖北省仅有四家央企，另三家是东风汽车公司、葛洲坝集团和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的央企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地方能有几家非常难得。武钢降级为央企子企业，对湖北是有打击的，毕竟这是当地的工业实力象征。”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尽管武钢厂区并没有搬离武汉，GDP依然算在当地，但税收分成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央企总部是一张闪亮的名片，对当地招商引资和对外形象展示有巨大的作用。

2015年，湖北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销售产值44123.2亿元。同期，武钢集团总营收达1018亿元。武钢集团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现金流量表显示，去年支付的各项税费为49.49亿元，2014年为54.24亿元。

负责对接武钢集团的武汉市青山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一科副科长刘中泉，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武钢缴纳的全口径增值税为23.04亿元，企业所得税大约4亿元。

该局税政科科长袁继星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根据今年5月1日起执行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二者分享比例为各50%。此前是中央和地方分别75%和25%。企业所得税的分享比例则不变，中央和地方各占60%和40%。

袁继星说，宝武合并可能会减少湖北省的税收，但影响程度目前还不确定。以前武钢的所得税是全部缴在青山区，合并后将按照其资产、人员、收入在总公司中所占比例，来决定应在当地缴纳的税费。

“武钢缴纳给当地财政的利税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刘中泉举例说，生产计划安排、产品结构调整，都会影响收入，进而影响税收。比如产量减少，收入可能减少。另外，生产高端汽车板和硅钢的增值额也不一样。

李锦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宝武合并后的税收分配问题尚未开始考虑，提上议程估计要到明年，目前正在考虑是的宝武集团的机构设置。

10月中旬，李锦在宝钢讲课，内容关于国企改革。“税收分配方案还有协商空间，”李锦说，最终方案会尽量考虑地方政府的意见，毕竟生产经营都在当地，需要当地政府的扶持，“地方政府也不会就此不管武钢，毕竟GDP、就业等关键问题还得考虑。”他说。

10月14日，马国强在武钢集团月度会上称，在重组中“一定会维护武钢的品牌形象，维护地方利益”。

李锦认为，央企合并，既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考虑央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注重区域、地方的经济发展。

不过，宝武合并对湖北省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宝武合并帮助武钢脱困，青山、鄂钢，乃至武钢非钢产业的经营情况改善了，也就提高了当地GDP，还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一荣俱荣。”马忠普认为，利税分成问题并不难解决，政、企都应该把目光放长远。

精品钢基地之争

宝武合并后，武钢旗下备受关注的防城港项目或面临重大调整，甚至剥离出售。

“既然两家走到了一家，就会按照一家的利益最大化来重新论证。”马国强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原先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各自考虑自己的发展，所以宝钢要做湛江，武钢要做防城港，现在联合重组了，就要对广西防城港重新定位。从宝武集团的角度来说，我们重点发展湛江项目。”

作为国内两家核心钢铁央企主推的精品钢项目，湛江项目与防城港项目“针锋相对”，二者相距仅200公里，2008年同时获批，最初设计体量均为1000万吨级别，且产品均定位于汽车板、家电板等高端板材市场。

去年9月至今，湛江项目已先后有两座高炉点火投产。今年10月中旬，宝钢湛江钢铁公司在一场推介会上称，湛江计划投资160亿元的湛钢二期工程蓄势待发。今后五年，还将计划上马三、四、五号高炉，湛钢产能预计将翻一倍，超过2000万吨，届时工业总产值超过1500亿元。

10月25日，宝武集团党委常委、宝钢股份总经理戴志浩在三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透露，湛江项目目前尚未盈利，但经营结果超出年初预期，宝钢股份将力争湛江钢铁于2017年实现盈利。该节点较此前的盈利预期提前一年。

相比于湛江项目的风生水起，防城港项目显得暗淡很多。

2005年12月，为建设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武钢与广西国资委合资设立武钢柳钢（集团）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西钢铁），注册资本440亿元，武钢持股80%，广西国资委以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下称柳钢）全部净资产出资，持股20%。

合作之初，防城港项目推进尚且较为顺利。但钢铁业寒冬随之而来，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防城港项目被搁置，直到2012年才获得发改委同意开工的批复。

去年9月初，防城港项目再遇波折。广西国资委宣布退出广西钢铁，防城港项目成了武钢的“独角戏”。

“广西国资委撤退，很可能因为双方利益分配不均，在项目由谁来主导等问题上没有谈拢。”中国联合钢铁网研究中心主任胡艳平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异地重组很容易出现此类问题，比如此前宝钢计划重组河北邯钢，后来也退出了。

迄今为止，防城港项目进展依然缓慢。目前仅有一条2030mm冷轧线和一条镀锌板生产线投入运行。

胡艳平认为，防城港项目被卖掉的概率很大，柳钢接盘可能性最大。“柳钢有这个意愿和动力。柳钢无论从规模还是产品上讲，都没有太大优势。虽然防城港项目还没有建高炉，但轧线是建好了的，接手对柳钢是好事”。

一位匿名钢铁行业资深分析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无论广西国资委出于何种考虑退出广西钢铁，不能否认防城港是高质量的精品钢项目，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再加上眼下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背景下，中央已不再允许新建钢铁产能，这个1000万吨级别的、由国务院亲自批准的高端项目来之不易，“广西省必定舍不得放弃（防城港项目）”。

“非钢”是非

武钢旗下钢铁资产与宝钢整合后，将主攻非钢产业。这是一项充满争议、口水不断的业务。

武钢集团的非钢产业主要包括，物流贸易与深加工、资源利用与新材料产业、城市建设与环保产业、城市服务产业、金融产业。去年武钢集团的非钢产业总营收近600亿元。这个规模相当于一个武钢股份、两个昆钢、六个鄂钢。

同期，武钢集团的钢铁主业营收987亿元，包括武钢股份583亿元、鄂钢101亿元、昆钢303亿元。

武钢也曾一度因选择“卖红酒、建养猪场、种菜”等“非钢业务”备受争议。武钢旗下仅一家名为“芜湖威仕科”的材料技术公司，2014年亏损3700万元，去年亏损进一步增加至近4000万元。武钢中非（香港）矿业公司去年则一举亏损4.13亿元。

“这几年大部分钢企的非钢产业做得都不好，这也和国家整体经济环境有关。”国务院直管机构“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玉春，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对于钢企要不要搞非钢产业，国际上也有有很大争论。有一派主张不希望多元化，但国内情况特殊，因为主业不好，为了发展，迫不得已。

郑玉春认为，多元化可以搞，但不宜太宽泛，应该围绕主业，适度延伸。“要与钢铁主业有相关性，否则风险太大，难以把控”。

今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武钢集团考察时说，“现在许多国企搞各种参股，层级多得有时连企业负责人自己都说不清楚。大都跟主业无关，而且影响了主业发展。”他建议武钢等国企要“瘦身健体”，剥离非主业经营，把主业做深做精。

“这些非钢资产如何聚焦向外，按照我们原来定的方针，不能都做，都做就都做不成规模，也做不好。”马国强对界面新闻记者称，集团公司合并后，多元产业需要找协同，有些产业适合在湖北、在长江中游发展，要集中到武钢下面，可以通过集团下属的两个公司之合并、增资，业务协同等多种方式进行。

宝钢集团去年非钢产业收入达到2000亿元，位列同行第一。同期，钢铁主业板块总营收1844亿元。该集团非钢产业主要涉足资源开发及物流、工程技术、钢材延伸加工、信息服务、煤化工等服务业，以及金融和不动产业。其中，宝钢金属有限公司旗下有A股主板上市公司宝钢包装（601968.SH）），另外一家非钢板块上市公司为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600845.SH）。

依据公司官网信息整理

记者梳理发现，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在非钢产业的重叠业务包括，钢材深加工、物流、资源、化工，以及钢铁电商。其中，资源板块主要有矿山、金属材料、工业气体和新材料等，在钢铁电商领域，宝钢集团旗下有“欧冶云商”，武钢旗下则有“江北E网”、“琴台E网”，均为钢材线上交易服务平台。

宝钢、武钢虽然都有金融板块，但业务并不一样。宝钢的金融板块有银行、信托、证券、基金、融资租赁、保险等金融业务，以及投融资、收购兼并等资本运营业务，PE/VC等创业投资业务，去年营收近32亿元。而相比宝钢金融的“对外投资”属性，武钢金融基本是“对内经营”业务，主要是内部财务公司，营收仅有百万级别。业内人士认为，宝钢的金融业务不太可能归至武钢旗下，而会作为独立板块存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只要规划得当，上述五块重叠业务均有整合的可能性。之前宝钢集团希望把金融资产划拨到韶钢松山（000717.SZ），但由于韶钢松山属广东国资委管理，在资产和债务方面未获得相关管理和债权部门的同意。“宝武合并后，相关资产重新整合发挥协同效益的动力比较明显”。

胡艳平则认为，“欧冶云商”发展势头较好且知名度相对更大，不太可能拨给武钢，反而可能将武钢旗下相对默默无闻且业务规模较小的“江北E网”和“琴台E网”收入麾下。

“欧冶云商”旗下有欧冶电商、欧冶物流、欧冶金融、欧冶材料等子平台。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此前称，“欧冶云商”已覆盖了780个仓库，在全国布局的服务站点达到140多个，去年电商板块交易结算量也超额完成计划目标。

戴志浩在宝钢股份三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称，尚处于战略投入期的欧冶云商，虽尚未实现盈利，但发展情况超预期，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混改，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远的将来就会有结果”，并且，“条件具备时会考虑上市”。

至于矿山整合，多位分析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宝钢和武钢在矿山方面都没什么好资源。”

一位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武钢曾一度是全球钢铁制造商中拥有矿石资源最多的，海外权益矿在2011-2013年间的年产量曾接近1000万吨，后来接连甩卖，现在只有370万吨，而宝钢几乎没有优质的海外权益矿。

“这与宝钢的经营战略有关，它并不重视海外买矿，多为参股形式。原因或许和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矿产投资不多不成功有关，中国企业内功修炼不足，海外投资风险太大。”该人士称。

正因如此，宝武在非钢产业的整合或将首推物流业务。

马国强称，两家企业都是以进口铁矿石为主，超过95%依赖进口，合并后将在在物流仓储方面形成协同。

“宝钢股份的主要钢铁基地在上海宝山和南京梅山，沿着长江再往上，就是武钢的青山。在矿石、煤炭以及其他大宗原料和备件等方面的物流仓储方面，会形成协同优势。”马国强预计。

新巨头诞生

大势之下，武钢将成为过去，宝武集团走上前台。如今最大的疑问是，宝武集团如何才不会被卷入一个新的历史轮回，重蹈武钢覆辙？

根据国资委、发改委等官方描述，宝武集团的未来是光明的。一方面，宝武集团将有效化解中国两大核心央企的同质化竞争，消除内耗，提升整体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宝武集团的粗钢产量规模将位列中国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其中，硅钢产量和市场份额将为全球第一，汽车板市场份额也将达60%以上，整体国际竞争力有望增强。

宝武集团首任掌舵者马国强称，宝钢和武钢的产品结构高度相似，均以碳钢板材为主，“竞争到你死我活”，重组后，需要在技术研发、采购、物流仓储、营销，以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协同效益，降低成本内耗。同时，需要按照国家“去产能”的要求，在产品重点和区域结构布局等方面重新规划考量。

在全球钢铁公司产量排行榜上，尽管已有“中国队代表”河钢集团去年以4774万吨的粗钢产量位列第二，但宝武集团以6070万吨的产量，大幅拉近了与产量为9713万吨的安赛乐米塔尔的距离。

“合并并不意味着国际竞争力一定会更强，但规模大、市场影响力大，是第一步，这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

郑玉春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尽管宝武合并是服从国资委的安排，非完全自愿，但这样的安排也是出于客观需要，即国内钢铁行业自身需要调整。国际上具有最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多是兼并重组而来，例如安赛乐米塔尔、新日铁住金等，宝武合并也算是顺应历史潮流和行业发展规律。

不过，合并也不是“一招鲜、吃遍天”。多位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的资深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钢铁企业合并未能发挥“1+1>2”的效应，根本原因在于国企体制机制对企业发展形成了障碍，因此必须深化国企改革。

“比如鞍本重组都谈了多少年了，除了把本钢的财务报表往鞍钢一送，没有实质性进展。因为鞍钢是中央企业，本钢是地方国有企业，利益需求不一样，谈不拢。”马忠普说，双方的人事任命方式也不同，本钢是辽宁省管辖，鞍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辖，“人、财、物各自为政，一把手不说话，其他人就不动，还谈什么经营管理上的战略协同？”

一个业内共识是，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钢铁企业过去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要想成为一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首先要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进行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强调市场化，以及决策的公正、民主、透明，这是软实力；其次要提高技术水平，以技术引领行业、占领市场，这是硬实力。

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层面，宝钢集团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今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宝钢集团与德国“工业4.0”旗舰企业西门子公司（Siemens）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尝试把传统的钢铁工业生产线，改造成数字化的智能制造生产线，提升综合生产和运营管理效率。

武钢一号高炉内的炉前工。

但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层面，中国企业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马忠普认为，中国国有钢铁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虽然都有董事会了，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还是老大说了算”。

2005年以来，武钢在海外大举收购矿山，包括巴西MMX铁矿和加拿大Bloomlake铁矿。如今前者已宣布破产，后者停产。截至2014年底，武钢境外投资矿产资源项目的未分配利润为-79.4亿元。

此间正是邓崎琳出任武钢总经理时期。澎湃新闻报道称，上述海外投资都是邓崎琳不顾众人反对而做出的决策。现年64岁的邓崎琳，在到龄退休不到三个月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今年1月初，邓崎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

在中国武钢博物馆，武钢历任领导人名单展示墙上，展示了武钢十余任掌舵者，唯独邓崎琳的照片被拿掉。“（邓崎琳的）照片拿去审查了，”一位工作人员说。在这面陈列领导人名单的墙左侧，恰好是武钢廉洁文化作品展，里面陈列着近百件武钢老员工创作的廉洁主题字画等作品。

武钢历任领导人的展示墙上，邓崎琳的照片已被拿掉。

“在针对国企领导的管理问题上，总是事后严肃处理，却很难在人事选拔等机制层面做到事前规避，这也应当是国企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上述一位接受采访的匿名分析人士称。

国企缺乏市场化的活力机制，亦久遭诟病。市场化机制的缺位，往往导致企业的战略布局失当。

马忠普以国内钢企经营非钢产业为例说，“企业总是把手脚局限在集团内部，比如鞍钢、武钢都做房地产，基本上是给员工盖房子，不能像万科、万达一样打开外部市场。很多钢企也都做重工，却不去想如何做出三一、中联这样的企业。”马忠普认为，做好非钢产业至关重要的做好战略布局，前提是给这些企业一个市场机制，让其相对独立运营，社会化融资，生产资料社会化布局。“不能完全依赖总公司的供养，否则永远也谈不上运营效率和资本回报率”。他说。

郑玉春亦认为，国企的决策和管理效率低，不适应市场化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下，这些问题被掩盖了，现在经济增速一放缓，就暴露出来了，以后还会越来越严重”。

郑玉春说，除了人事机制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干部能上不能下，国企效率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僚机构设置，层级太多。

国务院已对此提出要求，国企压缩管理层级，对五级以下企业进行清理整合，将投资决策权向三级以上企业集中。同时，法人单位数量要减少两成。马国强称，宝武集团将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宝武合并的模式与以往不同，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中央花的心思也很多。”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最艰难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我们期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